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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们的确没干坏事 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

时间:09-16/2020 01:01 | 点击次数:

  所谓市场效率实际上表现在,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最后死的干净。开始做一个公司很容易,但是生长很困难,因为竞争激烈。最后你要死,也会死得很干净,因为市场上有一整套处理尸体的、遗体的工具。比如说处理不良资产,最后还有像秃鹫一样的律师、会计师,在骨头缝里找腐肉吃。

  雷曼倒台一个礼拜以后,我刚好在纽约。一个律师在电梯里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今天很开心,因为吃到一块肉。我说怎么回事儿?他说因为他要肢解雷曼,拿到五千万美元的一个律师合同。他们的原则是,只要你垮我就吃你。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市场,效率非常高。

  《法治周末》:因此,你很关心市场效率。

  冯仑:民营企业要持续增长,最大的问题是面临我们的体制环境是不是有利于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就是做到我讲的三句话,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死的干净。提高交易的速度,降低交易的成本,这是一个市场效率的标志。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事,审批需要二十道环节,那么交易速度自然就慢了,交易成本自然就高了。除了台面上的事,底下还有灰色的,所以交易成本就增加了。如果都是这样,那么市场经济没法发展。

  最近五六年,市场由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然后破坏市场秩序,降低市场效率,对创新、创业不能够很好地定价。这样一系列问题,我在《理想丰满》里,都直接、间接地做了讨论。按照之前的那个比喻,《理想丰满》是在讨论民营企业18岁到25岁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我一生中一大半时间在研究跟体制博弈,天天就在这上面焦虑

  《法治周末》:你很关注公平问题,对于公平和财富的分配机制,你是怎样思考的?

  冯仑:我觉得,最重要是怎么消除心理上的收入差距和相对被剥夺感,那么就要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体系和制度,要在制度上很好地保障福利,包括公益慈善。还有就是要对公权力加以约束,然后才能够谈到私权利,逐步进入一个公平的对话。

  现在,为什么温州的私营企业主会跑路?国企为什么不跑?因为国企可以赖账,打个报告就行。民企没法赖账,就只能跑。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这些公平问题,只是谈抽象的什么收入差距显然不够。而货币性的收入差距永远都存在。

  另外,就是讲到价值观对于抑制社会不公平心理的帮助。我刚去了台湾,台湾四大宗教道场,大概把台湾一半人的精神世界挂住了。一旦有了信仰,有了敬畏,就有了一种自律和自省,然后就有了平衡。我们内地现在很多人都不自省,就剩下“他省”。“他省”就有怨恨,就有暴力,就折腾。

  《法治周末》:你刚才说到的主要是民企与国企之间的不公平,对于社会个体之间的不公平,你怎么看?

  冯仑:公平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时间。中国一百年来,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在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制度可以稳定下来。一代人当中出现了收入差距,结果就永远不平衡。时间会让一个秩序稳定下来。所谓不公平、收入差距问题有很多都是要靠时间解决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我在《理想丰满》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过去的一个家庭,父亲第一代创业,然后有了富二代,1949年以后成了贫一代。然后他的孩子又创业,又变成了富一代,他的小孩又变成了富二代。然后如果这个小孩运气差,如果社会再折腾,他又变成贫一代。所以,差不多一百年时间里,每一个人都过了两辈子———富和穷都是零。所以,每一代人都不满意。

  《法治周末》:显然,你也觉得不平衡。

  冯仑:所以,你要给一个正面的肯定。现在大家都变成了怨妇心态,我不认为是老百姓出了问题。如果我手下的员工,天天都在抱怨,那么我的问题就大了,一定是这样。

  我们民营企业,怎么样也应该给一个正面的激励,对吧?我们至少是从“野蛮生长”以来,一直是努力向善、认真守法,不断提升自己的。如果说,我们民营企业得不到一个很正面的肯定,那么中国这30年的故事就完全是错的。

  所以,我在《理想丰满》里面,谈了很多对外面世界的看法。我这些看法,除了民营企业和创业者的角度,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批评的,像在一些地方,把邓小平讲的先富起来这些都否定,然后就是强调所谓抽象的均贫富。对此,我仍然采取跟《野蛮生长》一样的方式,就是讲故事,让故事来告诉大家。这些故事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在华人社会出现。我认为,它的说服力会比简单讲道理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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